第四步，专门委员会审议。

为了实现实质性化解争议的制度目标，必须建立多元的教师权利救济渠道。第二，从功能目标上看，该专门机构与师德考核委员会的功能基本一致。

第四，调查核实期间原则上不停止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6]因此，在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的专门立法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对教师处理程序的规定，这是保障教师权益的第一道防线，不仅要详细规定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的范围及各机构的处理权限，也要在处理程序与监督保障两大部分规范教师处理活动的程序和教师权利救济的途径。为保持体例的连贯性以及下位立法与上位立法之间的衔接性，应当遵照上位法已经确定的规则，沿用现行《教师法》对教师范围的界定。二是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的认定及规定方式的确定。因此，违反学校内部管理规定的行为亦应认定为违规行为。

对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进行专门立法的直接目的是规范教师的职业行为，同时兼具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目的，而最终目的在于维护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此外，在人员组成上，需要规定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但同时仍要保留吸收法律专业人士意见的可能性。当然，正义的分配功能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要比社会职位的分配广阔得多。

如今这种混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已经司空见惯，比较典型的做法就是将两者放在一起表述，即公平正义（简称公正）。价值都是主观的，为了保持价值的正确性，避免价值的错误与偏执，就需要由价值中立的社会规律来指导，否则，价值就会成为违法行为的工具与借口。可见，善不是所有事物的目的，有的事物的目的是善，有的事物的目的是恶，正是因为事物有善有恶，才需要用正义来评价并调节。菲尼斯认为，正义是实践理性要求的集合，其目的是促进共同善（the common good）。

总之，正义作为法哲学基本范畴具备内涵与外延两层维度，其内涵本质在于各得其所、扬善抑恶，其外延形式在于一种积极的利益与价值调和。现代的新实在法学派希望把所有评价标准和意识形态因素从法律科学中清除出去，正义当然也属于被清除的对象。

西方的主张更倾向于保护现实的权利，尤其是要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罗马法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意指正义——Justitia，在早期罗马法中，它所指的是一种按照正式程序提出的庄严主张，即某一特定行为得到了社会法律或习惯的认可。柏拉图指出，正义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就意味着一个人应当做他的能力使他所处的生活地位中的工作。首先，善是不可能被穷尽的，我们能够预先明确的，仅仅是它是社会主体的合理需要而已，这种合理需要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只有依据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才能确定。

一个社会主体实现多大的社会价值与自身价值，也是不能预设的，这取决于该主体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实践中有多大贡献，就有多少相应的价值。今天，已经鲜有学者支持这样的主张。拉德布鲁赫早年曾坚持极端实在主义的观点，认为法律的确定性优先于正义。而对处于经济危机中的国家来说，他们的基本善是复苏经济。

更重要的是，正义所要求的各得其所、扬善抑恶与公平所要求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居中裁判平之如水虽然具有紧密的派生关系，但从法律逻辑上讲已然具备不同的内容，故而在内涵维度上亦不吻合。而对新世纪的中国来说，如今的基本善是和平与发展。

各得其所并不仅仅指以某种方式进行资料分配，而必须作更广义的解释，即它是指依据对社会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促使每个主体得到他应得的权利与义务。富勒认为，正义是法律的内在道德，又称为程序自然法，要实现完善的法律道德，内在与外在道德缺一不可。

在古希腊，正义的观念，即不能逾越永恒固定的界限的观念，是一种最深刻的信仰，无论是神祇还是人都要服从正义。因此，实在法的价值也需要符合社会规律。善是相对于恶来讲的，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只要善存在，那么恶就必然存在。国内法上的正义，则是指国内社会秩序的构建、权利义务的分配以及不同利益与价值的调和，各领域和部门的实在法都围绕着这一基本要求而建立，并逐渐扩展与完善。不同的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在国际社会中都有权要求平等、安全与发展，这也是正义的。对于一个处于饥饿中的人来说，他的基本善是获得食物。

二、正义的内涵之维 尽管正义所涉及的内容繁多，但若从内涵本质的维度来探讨，其应当被归结为以下两个维度：各得其所、扬善抑恶。不同的人对社会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分别享有不同的地位和声誉，这是正义的。

可见，各得其所既照顾到了不同社会主体的特性，也照顾到了他们的共性。（《春秋繁露·基义》）对于那些令不同的人分配到不同的资源的社会规则，普遍的认知是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

亚里士多德（包括其后的菲尼斯等人）将善凌驾于正义之上，是对善的过分强调。三、正义的外延之维 正义作为法哲学基本范畴，其外延形式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与其他法哲学或伦理道德范畴之间虽然存在某种重叠、交叉或衍生关系，容易导致混淆，但实际上从严谨的法学逻辑上讲，正义仍然具有自身独有的特色和表现形式，是能够并且需要与其他范畴区别开来的。

可以说，作为道德的正义是由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正义及其内涵转化而来的。古罗马法学家们进一步令各得其所超出了分配范围而调整整个社会关系，强调理性与自然作为正义的来源，并提倡正义对实在法的指导与评价作用。无论如何，善与恶这一对范畴是统一于正义原则之下的，正义通过对善与恶的不同评价，来反映社会的规律性并促进规律的实现。而当这种转化存在偏差之时，作为实在法价值的正义与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正义在内涵维度上也会存在差异。

因此有学者认为，只有令调和作为正义的首要原则，才能更好地应对个人、社会和制度层面的冲突循环，并通过改善和协调社会政治关系来实现正义的理想。可见，扬善抑恶作为正义的重要内涵，就是指满足合理需要并抵制不合理需要，它是实现各得其所的主要手段，它是抽象的而非僵化的，其具体实现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

布伦纳主张，只要给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那么该人或该物就是正义的。莱布尼茨阐述了一套以正义为核心范畴的自然法体系。

可见，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合理要求（善）与非合理要求（恶），而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为社会规律所决定的扬善抑恶的抽象规定。法社会学派也对自然法以及正义持同情的态度。

而在西方，正义却是社会的根本价值，是理性所要寻求的基本目标。无论是善的实现，还是恶的被制止，都需要依据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并必然出现不同的态势。有理由认为，拉丁文法（jus）一词与英文justice是相一致的。（《荀子·荣辱》）董仲舒提出，君为阳，臣为阴。

古典自然法学派阐发了各得其所的内容与意义，提出了扬善抑恶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正义的基本构成元素。可见，适应于中国法律文化史上自然法因素的缺乏，中国历史上只存在着些许正义的残片。

随着法律实践的变化，自然法学派与实在法学派的论争愈演愈烈，部分学者的正义观产生了转变和深入发展。但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那种僵化的各守本分的正义，在他看来，正义就是要求任何人不能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他人处于被统治地位，而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做统治者。

根本上，正义与公平被混淆，是没有认识到一个成体系的自然法基本原则架构及其内部层级关系的缘故。其中，各得其所是正义的核心内涵，扬善抑恶则是正义的重要内涵。